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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顾炜:用历史记忆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

归档日期:06-13       文本归类:阿尔蒙德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参考消息网6月10日报道(文/王健 顾炜)建设“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设施联通等,都是在现实空间或虚拟空间上实现互联互通,但在时间的维度上,沟通历史与现在,联系过去与未来,也是建设“一带一路”应有的题中之意,更是民心沟通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历史记忆对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塑造“丝路城市”并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时,历史记忆的作用十分突出。

  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一样,“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也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发挥着联通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作为空间维度的重要单位,“城市”无疑不仅在各国的国内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交往、特别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单元。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重要城市,它们不仅是落实该倡议的主要行为主体,也对该倡议的持续推进具有关键作用。由此,我们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全面认识和把握“丝路城市”这一概念。

  对于“丝路城市”的概念定义,当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5年曾从历史视角进行了阐述,该组织提出的丝路沿线城市(Cities alongside the Silk Roads)概念,主要指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与交易枢纽。这些城市对学者、教师、理论家、哲学家等群体也具有吸引力,使之成为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中心,进而为历史上的文明区域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概念同样涉及到了物质(商品贸易)和精神(文化交流)两个层面,表明历史上的丝路沿线城市主要发挥了贸易和文化交流两种主要功能。

  人类发展的历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化的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也有相当多的城市发挥聚集效应,从小城市升级为中等城市,甚至升级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规模的扩大仅仅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方面,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和拓展。所以,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可以被视作“丝路城市”,即便在地理上位于“一带一路”的沿线,也不一定意味着这座城市是“丝路城市”。所以,“丝路城市”概念有一定的标准,“丝路城市群”存在“入群”门槛。

  城市研究专家认为,当代意义上的“丝路城市”(Silk Road Cities)应主要指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范围内,对所在国、区域具有重要经济、社会、文化、对外经济交往战略地位和影响力的枢纽性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是所在国的要素流动节点和增长极,对于所在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又是各国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空间载体。

  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城市。根据对“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排名的统计,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进入世界城市榜单的城市数量快速增加,从2000年的49个增加到2016年的81个。这些城市可被视为“丝路城市”的主要群体。在“丝路城市群”中,不同的城市依规模和功能等指标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不同层级。被纳入第一层级的城市数量从2000年的10个增加到12个。此类城市包括迪拜、孟买、伊斯坦布尔、吉隆坡、雅加达、曼谷、华沙和利雅得等区域性国际交往枢纽,可视为“丝路城市”的核心支点城市。它们大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实力较强的国家,有的是所在国的首都,有的是所在国的最大城市。相比所在国的其他城市或其他实力较弱国家的主要城市,这类核心支点城市不仅拥有较大的地理规模和较多的人口数量,也是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些城市凭借其国内资源的鼎力支持,也当然地成为所在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城市。例如,伊斯坦布尔虽然不是土耳其的首都,但其地跨欧亚两大洲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与现实积累和发展出的优势,使其成为世界一线城市以及“丝路城市”的核心支点之一。

  第二层级是次级中心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首都大都属于此种类型,它们构成“丝路城市”的重要节点城市,主要发挥推动所在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项目实施和落实协议等作用。同时,随着“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推进和沿线区域的发展,还有一部分位于沿线重要空间枢纽区域,具有重大战略潜力,但尚未达到一般支点城市水平的关键通道节点,其有望通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与普通港口、口岸等枢纽型区域不同的发展特征,成长为沿线区域的“新兴发展节点”(Emerging Development Pivot)城市。这些新兴发展节点城市包括波兰的尼古拉耶夫、希腊的比雷埃夫斯、伊朗的库姆、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印尼的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以色列的阿什杜德等。

  不同的城市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并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城市自身的发展处于动态进程中,相应地,城市对“一带一路”的参与也处于动态发展中,城市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与合作,会有新成长起来的城市成为新的核心支点。所以,我们对“丝路城市”的基本分类是基于当时当代的发展情况做出的,在不同的时段,“丝路城市”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所以,我们在认识“丝路城市”、发挥“丝路城市”的作用以及构建“一带一路”的城市群和城市网络方面必须重视“时间”这一影响因素,相应地也就需要考虑历史记忆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在“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中,民心相通是重要的文化基础。民心相通的沟通方式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沿线“丝路城市”的共同历史记忆。

  相较于具体存在的城市,记忆是一种虚拟的心智活动,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是人们对过往经历、感触、经验、心理等方面的累积。当个体通过某种方式将记忆转化并表达出来时,记忆得以呈现。例如某人回想起某段记忆后口述出来,听众会了解他存有某种记忆;如果这段口述被通过文字、录音等方式记录下来,记忆就有了实体化的呈现。如果记忆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呈现出来,那么拥有相同或相近记忆的人们就同时处于某种文化之中。所以,记忆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日益被发掘并受到关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主张记忆的社会性,认为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所以,个体化的记忆简单相加并不能得到一个城市的集体性历史记忆。相反,历史记忆是诸多个体记忆在社会占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下被合力统摄作用的结果。因此,历史记忆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集体性建构产物,“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

  具体到城市这个人类活动的聚合体来说,历史记忆就是大多数市民对所在城市过去的经历和事件的一种聚合性、系统性的呈现。历史记忆通过市民个体的记忆进行聚合,从而成为城市的历史记忆。而城市的历史记忆,也会通过官方撰写地方志、媒体宣传、市民个体口述等方式表达和呈现出来。

  很多“丝路城市”都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不仅充分印证了城市所具有的“丝路城市”身份,也为它们开展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基础。历史记忆对“丝路城市”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历史命运同一性的认知。例如,沿线国家“丝路城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面临的共同威胁和相互支持,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布列斯特与俄罗斯的莫斯科和伏尔加格勒等,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法西斯的侵略。又如,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区域城市进行了友好交往,至今分布在中国沿海多个城市以及东南亚很多国家城市里的天后宫,不仅印证了友好交往的历史,也显示了各个“丝路城市”对妈祖信仰的共同记忆。再如,沿线城市在援助印尼海啸过程中的相互携手,彼此扶持等,都成为并不久远的新记忆,联通了各个“丝路城市”的民心。要使得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深厚的感情,认识彼此历史命运的同一性,应先使沿线国家民众回忆起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并对这些共同记忆有深厚的认识。

  第二,历史记忆能够促进沿线城市认可“丝路城市”的身份,并激发沿线城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历史记忆的目的绝非单纯对过去的呈现,同时还有对包含其中的集体情感和价值观念的阐发和渗透。因此,历史记忆不仅是一种纯粹面向过去的回溯,它更是一种立足现在对过去的重构。沿线国家历史上都曾享有丝绸之路时代的辉煌,基于当下需要的历史记忆书写,选择那些有正面影响的事件,不仅能够使他们认可本城市的“丝路城市”身份,而且能够激发他们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激情,这必将有效推动现实合作的发展。

  但整体上看,历史记忆受到时间间隔和凝聚物具体形态的影响,并不能被直接触摸和认知到,某些历史记忆甚至被尘封,或埋藏于地下,需要挖掘和唤醒。而仅仅通过历史记忆使某座城市认可自身的“丝路城市”身份,只能发挥略显静态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些“丝路城市”只能作为“一带一路”上的孤立节点而存在。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将各个节点连接起来,形成动态的“链”,进而发展成群组和网络。也就是说,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将更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而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同样需要历史记忆。

  将静态的“丝路城市”连接起来,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其基础性工作是挖掘单个“丝路城市”的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第二步的关键工作是不同城市之间开展联合行动,共同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

  “丝路城市”的身份表明这些城市在历史上曾进行过友好交往,那么在当代,“丝路城市”可以共同撰写《丝路城市通史》《丝路城市历史上的友好故事》等著作。这种联合出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完成。例如,可以由“丝路城市”的政府部门牵头,联合“地方志”研究单位,共同撰写相关著作;也可以由“丝路城市”的高校、科研机构自发组织,开展联合研究,不仅仅是历史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学、传播学、外语类等多个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可以参与到联合研究工作中;也可以吸引相关企业赞助研究工作,或参与研究成果的发布、推广等进程中。这不仅有利于挖掘历史记忆,更有助于使研究成果得到广泛传播,从而推动更多城市和民众认识到彼此在历史上有着深厚的友谊和丰富的交往经历,有助于更多地参与到新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又如,“阿凡提”是在中国百姓中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在中亚很多国家和民族的民间传说中,都有阿凡提这样的人物形象,他们只不过有些在名字上存在差别,民间流传的故事中还有相似之处。沿线国家的“丝路城市”可以围绕类似“阿凡提”的民间传说和故事进行联合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播路径,也有利于增进普通百姓的相互理解。2018年,中国上映了新的阿凡提电影,用新的技术手段展示了阿凡提的故事。以后,可以采取中外合拍阿凡提电影的方式,以吸引更多的中亚国家民众了解中国,中国民众也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类似人物形象,从而推动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沿线多项,约占全球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55%。中国被认定的世界遗产已达52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6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丝路城市”的文化桥梁和纽带。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获批为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着“丝绸之路”遗产具备世界文化遗产要求的突出价值。另外,可以考虑建立“丝路城市”世界文化遗产联盟,不仅加强相互之间沟通和推广,而且可以考虑共同申报相关文化遗产。

  丝路“新兴发展节点”城市马六甲既是马来西亚的历史之城,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最重要古城之一,是郑和七下西洋中的六次驻节之地,在丝绸之路历史上具有重要文化遗产价值。中国的福建省泉州市同马六甲具有重要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与泉州港的发展以及泉州城市的建设紧密相关,泉州可以同马六甲联合开展水下考古。目前,与泉州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多个城市,都是所在国重要的文化、旅游和交通城市,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例如,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南市,素有“水上之都”美誉,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沙捞越州大部分物资向新加坡等地转运的重要节点;位于土耳其的梅尔辛伊尼赛市是土耳其南部的最大港口。在与这些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联合开展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既有利于唤醒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有利于现实合作的开展。

  文艺作品是呈现和构建历史记忆的有效手段。中国于2014年创办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促进了丝路沿线各国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2018年,以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经历为主要内容的电影《音乐家》完成拍摄,这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拍摄的首部电影,能够促进中哈之间文化交流、加深民众对两国友谊的理解。2018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共计29个国家31个机构参加签约仪式,该联盟将丝路沿线不同国家的电影节和电影机构联合起来,这必然有利于各国文化通过电影等文艺作品广泛传播。

  除侧重电影的终端产品及其传播外,丝路沿线国家和“丝路城市”也可以在电影的启动和生产等环节开展合作。例如,丝路沿线国家共同拍摄一些有关“丝路城市”的纪录片,内容可以涉及城市的名胜古迹、考古发掘历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和传承等,这些都有助于挖掘历史记忆,并使这些记忆在普通民众中被唤醒。例如,中国、以色列、德国、新加坡、意大利、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当年二战期间犹太难民逃离的沿线国家可以共同拍摄相关故事片,中国、印尼等共同拍摄海啸救援电影,或者举办图片影片巡回展等。

  体育是民众强身健体的重要方式,不同的国家在体育方面有不同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体育名片。由此,我们可以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进行体育交流的方式开展活动。例如,部分中亚国家在高山滑雪、滑冰等项目上有特长,借北京即将举办2022年冬奥会之际,加强同相关国家的体育交流,也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又如,狩猎是一些民族的传统,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些国家还是一种运动方式。沿线国家可以通过举办技能比赛的方式,加强交流合作,从而既能够提高各国参赛群众的身体素质,也能够促进彼此的理解沟通。

  旅游是一种广受普通民众欢迎的文化交流形式。除了饱览自然风光外,各国的文化遗产也是普通民众在出国旅游时的重要目标。“丝路城市”在打造城市自身的旅游品牌的同时,也可以围绕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开展旅游合作。例如,“丝路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和城市博物馆可以举办联合展览或巡展。每个沿线国家可以设立本国通用的“丝路城市”旅游通票,将各个城市主要名胜古迹的门票集合成册印刷,给予本国和外国游客相应的优惠,这样既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宣传和经济的实际效果,也有助于游客增加对所在国丝路记忆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又如,“丝路城市”的相关旅游部门,可以组织旅游服务行业提供不同种类的丝路旅游服务。与历史记忆和文化交流相结合,这种旅行团的组成不是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可以聘请历史、考古、文博、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专家、学者、高校教师等参与旅游活动,以专业的角度解读有关文物和名胜古迹,这对于提升文化交流的质量很有助益。

  此外,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丝路城市”旅游合作的重点内容。例如,中国内蒙古的城市鄂尔多斯和呼伦贝尔等,都是典型的草原城市,可以与蒙古的乌兰巴托、俄罗斯的乌兰乌德等城市共同开展草原城市文化的保护、宣传和推广工作,组织相应的草原城市旅游,交流保护草原的相关技术等,这些都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和历史记忆的传承。又如,很多“丝路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酵型奶制品,各种奶酪制作工艺的交流、文化美食节的举办等,都是“丝路城市”开展旅游合作的有效方式。

  由此可见,很多“丝路城市”都拥有共同的丰富的“丝路”历史记忆,需要去挖掘和唤醒。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历史记忆将“丝路城市”连接起来,逐步构建起“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且在不断的动态发展中,促进了“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民心相通。

  基于对“时间”要素的充分重视,我们强调历史记忆对于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的重要作用。但“时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维度和要素,一旦时间过去,今天成为了“昨天”,也就成为了“历史”,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所经历的活动、所看与所想,都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记忆,也就是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记忆”。只是相对于遥远的过去,这些新形成的“历史记忆”具有新鲜的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挖掘过去的历史记忆,也需要对新进发生的事件、活动进行及时的记录和总结。尤其是文化交流活动,更加需要记录、传播和保存。

  在“丝路城市”之间构建起文化交流网络后,各城市开展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应当利用多种媒体、利用各种技术,及时的记录下来,这些都有利于扩大文化交流的覆盖面,使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例如,记录片、纪实电影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播放,也可以在电视、网络等不同媒体上传播,这都有利于更多的民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记忆,并塑造和形成新的记忆。这些工作对于建设“一带一路”、实现民心相通、促进各国的长期友好交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认真推动和坚持开展。

  (王健、顾玮:《用历史记忆构建“丝路城市”文化交流网络》,饶先来、李艳丽主编:《上海文化交流发展报告(2019)》第24-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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