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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历史》节选: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

归档日期:05-25       文本归类:阿尔蒙德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我们应该记住,没有任何专家事先预料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或者1991年克里姆林宫永久性地降下红旗,这是现代历史上鲜有发生的。伟大革命与帝国崩塌后留下的废墟总是让人震撼,其规模之巨开始引诱人们去寻找这背后根本的、长期的原因。不过,寻找历史变化的深层原因是职业历史学家的通病。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也不必然如此;或者说,只有到了发展晚期,它才变得不可避免。

  1989年秋天发生的戏剧化事件离我们还很近,以致我们还无法对之作出恰当的分析,但有一点已经很明确:西方注定会在与这个国家的对抗中胜利这个神话完全站不住脚。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西方未来所有的敌人都注定会因其内部矛盾而遭受羞辱性的失败;但这种观念太过一相情愿,难以服人。不管怎样,自从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信心满满地发表《历史的终结》以来,反复无常的命运已经好几次戳中了这种自我满足感的痛处。现在谁还能自信地说民主终于取得了胜利?对当时很多观察家来说,1989年东欧剧变的突然与彻底似乎证实了分布在其体系内部的溃疡已经侵蚀了它的关键器官,令它奄奄一息。

  普遍产生的不满情绪并不能解释东欧政权的瓦解。这种情绪一直都存在,只是被遏制了。问题在于,当公开抗议活动开始时,为什么形势有所松动却没有得到迅速的遏制?人民或许是历史中值得同情的角色,但1989年他们就像是一大批临时演员(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而不仅限于革命时期),其乖张的表演转移了历史学家与其他观察家的注意力,没能关注到线年中欧发生的事件让人们想到了1848年短暂的“人民的春天”,1849年的发展自然也是不难想象的。从很多方面讲,20世纪90年代在中东欧第二轮自由选举中,其政党重新掌权潜在地说明了事态的进程恰如1849年那样,不同的只是在于没有采取暴力形式,而且速度也放缓了很多。1989年的巨变严重缺乏组织性,各国的不满分子都没有足以撼动整个社会的手段-只有波兰的团结工会是个例外。

  关于1989年,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政权的警察、士兵和民兵一枪未发?它的“利剑与盾牌”这次出了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消极地放弃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对数十年的对手北约打开了大门,任其社会经济制度或许还包括军事力量进入这个地盘?为什么苏联上层放弃了中欧?即便是在1989年,平息公众抗议并不需要太大军力。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1981年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最强武器也不过是高压水枪。8年后在东德,蔓延至全国的示威游行者们是手无寸铁的。

  这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的改革是否线年代中期的苏联领导人不是他,会实施根本不同的政策吗?是不是除了改革就别无出路?只有武断的决定论才会坚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因为他不得不出现。哪怕戈尔巴乔夫自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结果也可能有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取消了审查制度,西方学者因此不得不面对自己长久以来对苏联社会问题及其供需矛盾形成的谬见与自圆其说;而在此之前,学术界与当时政府对于苏联体制的意见又有多大的不同?“开放”与“改革”10余年后,我们已经很难再回忆起当时的看法。然而,如果像一些西方人最初所担心的,戈尔巴乔夫能够随意地操纵公众舆论(在见到戈尔巴乔夫之前,科尔总理将他的宣传手段和戈培尔相提并论),那么大多数西方的决策者与评论家都无法看到这些问题,它们将会被继续掩盖下去。狂热的里根派“冷战”主义者曾试图让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但这反而削弱了它们在“公道的”学者与政治家眼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反,1980年塞韦林比亚莱什等专家则在《时代》杂志上正告广大读者,苏联是第一个能同时提供“枪炮与黄油”的国家,它在生活水平与军事实力上都将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1984年,J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以其经济学家权威的身份深信不疑地宣布,苏联的人均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一年后,社会主义者戴维莱恩指出:

  如果对公民而言,合法性在于心理上的认同那么苏联的体制与西方的体制一样是“合法的”。对它的理解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真正的”民主的。苏联政权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也不再需要用高压手段来维系自己我们不应指望戈尔巴乔夫或苏联其他领导人作出激进的改变这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府:它的决策没有受到(公开)质疑它是一个被接纳的政府,它的程序和结构都为民众“理所当然地接受”,因此是合法的。有组织的政治异议分子很少公开露面,英美的者也是如此。

  直到1990年,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杰里霍夫也仍否定“苏联正在失控”的看法。他认为:

  这种看法仅仅反映了1989年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判断这个国家将要四分五裂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人并没有经历过以语言为基础的种族骚乱,因此对苏联出现的现象有过度的反应比较来看,在多民族国家中苏联是比较稳定的1989年的动荡局势对戈尔巴乔夫很有利也从经济上给他带来了好处。

  这里采用以上引述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高见(事实正好相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西方那些可能的知情者共同采用的一种语言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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